JT叔叔「藥勢」-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

中医药理学的分水岭与本草史概说

中医分为经方派、时方派,这,不但中国人晓得,日本人也晓得。经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古方派」,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后世方派」,意思一样。
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,也都晓得,经方派和时方派的「分水岭」是什么──那就是所谓的「金元四大家」。
「金元四大家」虽然齐名并称,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,并不是同生同死。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,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,就是张元素,也就是张洁古(易水先生,易老)。而,张洁古做了一件「功德盖世,罪恶滔天」的事情,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。而那件事情,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「归经理论」──某某药入某脏某腑、哪一条或哪几件经。

归经理论是错的吗?不能算错,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,临床上也大大有用,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,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,对学习中医者而言,是甚有助益的。
但,它是对的吗?也并不全对。因为,它大大地「窄化」了一味药的药性。
同样是用中药,以「《神农本草经》、张仲景(或《汤液经法》的作者)所知道的药理学」创出来的方叫作「经方」,汉朝到唐宋,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。而以「归经理论」创出来的方,就叫「时方」,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,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。

最古的《神农本草经》,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「性.味」,也就是「什么味道」、「温凉寒热如何」,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,则是「稍微提及」,例入「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」,不是通盘性的认同。
而其后,魏晋的《名医别录》,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日华子本草》、《海药本草》、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,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《证类》、《大观》二本草……等诸多书籍,大都只是顺着《神农本草经》之后补入新发现的「效能」,却未曾对「本草理论」作更多的理论分析。(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,入经药的论述,可散见于:汉.《神农本草经》大枣:助十二经。魏晋.《名医别録》甘草:通经脉。

唐.《食疗本草》胡桃:通经脉、乳腐:益十二经脉、绿豆:行十二经脉。唐.《海药本草》阿勒勃:通经络。

宋.《本草图经》瞿麦:通心经、苏叶:通心经?11世纪末《史载之方》某方:宜行其肾经、清凉之药:解利肺经。宋.《本草衍义》天竹黄:凉心经、桑白皮:治小肠热。

宋.《本事方》真珠母:入肝经。……等等。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:《神农本草经》菌桂:为诸药先聘通使。《名医别録》桂:倡导百药、白附子:行药势、酒:行药势。5-6世纪《雷公炮炙论》绿蛇:令引药。

唐.《食性本草》薄荷:能引诸药入荣卫、酒:引石药气入四肢。《本草衍义》泽泻: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。《本事方》椒:引归经、粥: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。宋.《杨氏家蔵方》酒:引药入经络。──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。)

到了张洁古,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,发现到「太阳病病到太阳、阳明之间时,会用到『葛根』这味药……」,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:「葛根是阳明引经药,如果感冒太早用了,反而会引邪入阳明!」同样,对于柴胡,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,说它会「引邪入少阳」(明.李中梓),而至于桂枝,因为有帖「桂枝汤」是治「太阳病」的第一主方,于是「桂枝」的归经也就变成是「太阳经药」了。石膏,他也说是「大寒之药,不可轻用」。
这,有没有错?从某个角度来说,复方「桂枝汤」的确是「会」作用在太阳经,而单味药的柴胡、葛根和少阳、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。可是问题就在于:「不只如此而已!」后世的学者,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,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,可是却变成「见树不见林」,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。

可是,因为这种「时方药理学」方便好用又好记,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,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「金元四大家」,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,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,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「补中益气汤」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《妇人良方》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「去男人下阴臊臭」专方的「东垣龙胆泻肝汤」,都是其中的佼佼者,也堪称「伟大之方」。
可是,归经理论,却是一套「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」的不完全的理论。洁古本人、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《内经》起家的,偏得还不太多,但愈用到后来,纰漏愈大,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,「一剂知,二剂已」变成了今日的「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,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!」

到了后来,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,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「末法」劣化状况,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《神农本草经》,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。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明朝那一位「把之前有的理论、药性全都收录」而编成《本草纲目》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,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。源头在张元素。光是他以降的几句「葛根引邪入阳明」,「柴胡引邪入少阳」,「石膏大寒不可轻用」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。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,太阳初感,证齐全了,就可以用葛根汤;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,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,石膏更只是「凉」而已,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,很难显出药性。可是张元素之后,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,绝大部份的医者,小心翼翼地就都「尽量不要用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方」了。
直到清朝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如果以医术而论,陈修园、徐灵胎等人,因为临床功力够,其著作《神农本草经读》或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都有卓然不群之见,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,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。

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,主要的功劳,其实起自「儒家」。
清代的儒家,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「革命活动」,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,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,朱熹乱改原文,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;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,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。可是,总觉得有问题。
但,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,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,要如何平反才是?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:「用同时代的文献,做平行比对!」比如说《论语》中的某个字,朱熹说是这个意思,可是先秦时代的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,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,于是他们就晓得:那是朱熹弄错了,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。比如说「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」的「习」字,先秦当时是「实践」之意才对(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『学到上手、会用』的意思,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),「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,很快乐。」如照朱熹的说法,学了就一直温习,就会快乐了吗?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?
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,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(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),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,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,是:明.卢之颐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→清.刘若金《本草述》→清末.邹澍《本经疏证》→清末.周巖《本草思辨录》。、、

邹澍在《本经疏证》以及周巖《本草思辨录》用了「平行比对」的方式来注解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而他比对所用的模板,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「只要『证』合,药投下去,一定会好」,总有效率达到「神的绝对领域」的《伤寒杂病论》(用其他的书也不行,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,未到『绝对领域』,比对会出错)。

他用「减法」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,比如说,《伤寒论》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,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,于是,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,就可以得到「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」之结论。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,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,慢慢减来减去,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……

这样一点一点的「相减」,彷彿在玩「数独游戏」,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……而结果,说也奇怪!减出的一句一句,竟恰恰就符合了《神农本草经》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,于是,「三贲」(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)之一的《本草经》之谜,就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绝对领域之谜,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,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!

如果有些药味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,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,却也趋近于「绝对领域」的孙药王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书,再去配合《伤寒杂病论》,一味一味相减,做分析……这种苦工,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,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,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,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。
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,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。容川的理论,其《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》中《本草问答》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,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,实堪与润安先生的《本经疏证》相互辉映,其金木药性相反、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,与敦煌出土的《辅行诀》竟然是相通的。。

中医的大秘密「古典药理学」,终于在清朝的最后,得以重见天日。所以,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,可以说是很幸福的。
至于「时方药理学」呢?果真是害人之物吗?有时,我也觉得很难论断,或许该说是「看个人」或「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」吧……(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,都学会了就会超强,也就是说,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,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,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?)

有一位时方大家,他创的方剂,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。如果仲景可称为「医圣」的话,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「医仙」了吧。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,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(傅山),他的《傅青主男女科》也是家庭常备好书,尤其是妇女病,自己在家翻书吃药,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。(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)
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,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,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,依此事实,如果换成今日,恽子愉前辈的「看西医检验报告、透视片」来开中药,彭弈竣先生的「不开经方」、皮沙士先生的「平易之方」却也都其效如神,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,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。
真的是「看个人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