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层的中医必须回归经典(刘力红)

中医这门学问,要想真正搞上去,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,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

成分外,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,哲学层面,以及艺术层面。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,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。

 

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,这个方法好像不合符时宜,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。从必修沦为选修,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。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,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。

 

为什么会发生经典的这个变动呢?首先一个理由就是中医已经发展了二千年,时代在进步,一切都在进步,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抱住这些经典呢?

 

其次,后世的这些东西,像现在的《中基》、《方剂》、《诊断》及临床各科不都是从经典里总结出来并赋予了现代的意义,有这些就足够了,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经典不放?

 

再次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。这个调查统计显示出很多人都认为经典的学习没有太多的意义,学也可,不学也没有太大的损失。基于这样一些原因,经典的命运便有了上面这样一个改变。

 

而我的体会则与上述这个认识截然相反,经典的东西不但不能削弱,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,为什么呢?下面就来讲述这个依靠经典的理由。

 

1.历史的经验

 

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和把握究竟重不重要?究竟应不应该必修?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,就会很清楚。

 

翻开历史,我们看一看从张仲景开始直到清代,在这长长一千多年的历史中,凡是在中医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,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经历,就会发现,大多数医家都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,大多数医家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了公认的成就。中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,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,经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?

 

尽管东汉以后,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,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,但是,从一定意义上说,它们无法替代经典,无法超越经典,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。

 

所以,到了清代,陈修园和徐大椿这两位大医家,竟然呼吁要烧掉后世的这些书。当然,陈、徐的这个观点过于偏激,但却不妨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医经典的意义。

 

从上面这个历史事实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:自古医家出经典。古人的经历如是,那么,近人、今人呢?只要我们翻阅周凤梧等编著的《名老中医之路》就会有相同的感受。

 

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为例,蒲老初出茅庐时,求诊病人颇多,然有效者,亦有不效者。为此,蒲老毅然停诊,闭门读书三年。将中医的经典熟读、精思、反复揣摩。三年闭关后,复出江湖,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。以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大医家。对这段特殊的经历,蒲老深有感慨地说:“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,认为我闭户停诊是‘高其身价’,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。”

 

无独有偶,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亦强调,要做好一个中医临床医生,每年应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温习经典。

 

蒲老、秦老的经验与诫训,值得我们重视。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,林老不但理论上有心得,而且临床的疗效卓著。临床上除内科疾病外,还善治妇科、儿科,甚至五官科的疾病。但,林老从未读过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,他就凭一本《内经》治病。

 

在一次讲座中,林老深有感慨地说:“《内经》的东西,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,那你一辈子都切身受用。”林老的这个意思很清楚,《内经》的东西,一个问题,一句话你搞明白了,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。这是经验之谈、这是肺腑之言啊!

 

大家想一想,这是不是经典独具的魅力呢?一句话悟清了,都吃一辈子,那么,两句话,三句话,甚至整部《内经》你都搞清了,那会受用多少辈子呢?从林老的这个切身感受,我们看到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,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,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。

 

2.扫清认识经典的障碍

 

要说服大家把这个逐渐被放弃的东西,把这个已经改为选修的东西,重新重视起来,是不容易的。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现代科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,总认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新人胜旧人。我们怎么会认可经典能够超越时空,超越时代,超越后世呢?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,但,又是在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的事实。

 

我们要消除上述这个认识过程的障碍,仍然还得从理论的构建谈起。前面我们讨论过,中医经典不是光凭一个理性思考构建的,还有一个内证过程,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。

 

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,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称之为的——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。而且这个未来,这个早熟的跨度异常之大,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地理解这个理论,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,现代科学的涉及就相当少,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,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。

 

实际上,并不是这么回事,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,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。所以,你完全地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,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。

 

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,就在于它的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,它是内证实验。前面我向大家表述过,内证实验的问题不好谈,但是,这里是对内要真心探讨中医,这个问题不得不谈。

 

这个实验不是靠买进多少设备、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,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,让你看得见摸得着。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,是超越有形的东西。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。

 

前些天翻阅《发现母亲》这部书,作者叫王东华,这部书收集的资料很丰富。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人的潜能问题,书中以植物为例,相同的种子,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,培养的过程不同,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。

 

比如一棵西红柿,我们在农村呆过的人应该有经验,一棵西红柿能结出多少个果呢?在没看到这则资料以前,根据我以往的农村经验,我在想,一棵西红柿苗顶多可以结几十、上百个,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,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,可一看到经过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棵西红柿,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,不禁为之咂舌。当时这棵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,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。

 

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,这是什么呢?这就是潜力!同样一粒种子,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,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。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,我们可以联想到,人的潜力有多大?大脑的潜力有多大?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。

 

所以,从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,经过特殊的“培育”过程,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。有了这个条件,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。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,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。

 

但是,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,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,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,久而久之,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,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,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。

 

但在早期,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。所以,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的序言中以“余宿尚方术,请事斯语”来结尾。张仲景这里的方术,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,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。

 

我们可以查阅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的方术列传,就可以知道,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。时代越往后走,人们对这个内证术,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,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?很显然,到了这个时候,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,所以,只能在理上,在思辨上绕圈子。

 

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,这可以从宋明人对“格物致知”的理解来作出判断。“格物致知”在这里不准备细讲,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弄清楚。

 

首先“知”不是通过学习或深入分析而得到的一般性知识。这个知是觉的意思,也就是前面讲的心明的状态。就是要靠这个心明,这个觉,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,才能进行内证实验。

那么,这个心明怎么来?通过格物来,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,格物是要远离物欲,这是一种精神境界,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,才有可能进入内证的状态。

 

这个知就是智。儒、释、道都有。孔子说的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,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境界。

 

在儒家经典《大学》里讲: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大家想一想,这个止,这个定,这个静,这个安,如果不“格物”行不行?你不“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”,成天的物欲横流,想着这个股票要涨了,那个股票要跌了,你能够止、定、静、安吗?不能的话,怎么能得?怎么致知?

 

在道家那里,老子讲: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。”损什么呢?实际上就是损物、就是格物。

 

而格物在佛教里,则显然指的是远离一切戏论。所以,格物在儒、释、道里都有所指,所指的层次虽然有差异,但大体的意义上是相近的,这个与宋明的认识显然是两码事。

 

要获得内证的能力,格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这个条件不具备,或者弄错了,内证就无从谈起。宋明人将格物作细微地分析讲,作穷究讲,仅此一途,已见他们不明内证,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。

 

所以,到现在我们就容易看清楚,为什么中医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弄明白?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正视经典的价值?对中医的很多东西总是抱有怀疑,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少了内证这只眼睛。这实际上是造成我们认识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
 

因此,我们要想对中医,特别是对中医的经典,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认识,首先得从思想上扫清这个障碍。

 

【本文摘自刘力红著《思考中医》】